福州民国官窑瓷器如何鉴定真假

民国时期，虽然官窑体系崩塌，但一些统治者为装点门面，专人设计样式，制作瓷器，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，因此这些瓷器被称为 “现代官窑”“民国御瓷”。从现存实物看，民国早期的袁世凯、徐世昌、曹锟等高统治者，都特制过瓷器，其中以袁世凯特制的 “洪宪瓷” 为有名。“洪宪” 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用年号，他效仿以往皇帝，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备用。为此，他从故宫选出雍正、乾隆、嘉庆等各朝瓷器做样本，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，还想重建御窑厂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原定生产四万件瓷器，但因时间等原因只完成了六千件。这批瓷器除增加新造型外，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，且彩绘比清代瓷器。为袁世凯特制的 “居仁堂制” 款粉彩瓷器，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。袁世凯灭亡后，主事者为收回本钱，将未烧成的 “洪宪瓷” 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、乾隆等不同年款，所以这批 “洪宪瓷” 中有些造型、工艺相同，但底款不同。后来有人将一批 “洪宪瓷” 转往香港，香港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将这批共六百余件的 “洪宪瓷” 悉数购得。1959 年国庆十周年前夕，杨铨把家藏的 5542 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人民，其中就包括那六百余件 “洪宪瓷”。

专为袁世凯烧制 “洪宪瓷” 的郭葆昌致富后，收藏了大量古瓷，成为民国时期的陶瓷。他将家中所藏瓷器编成图谱《觯斋瓷乘》（郭葆昌别号觯斋主人），共 20 册，还著有《瓷器概说》《项子京历代名瓷谱识》等有关陶瓷的著作。郭葆昌病故后，所藏瓷器为其子女所有。文物王世襄先生怕这批珍贵瓷器散失，找到郭葆昌的子女。经周折，宋子文同意付给郭家十万美金，以 “捐献” 名义将这批瓷器收购。王世襄先生与周士庄先生对照《觯斋瓷乘》的照片及注明的尺寸，逐箱逐件清点后装回原箱，加贴故宫博物院封条。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，为袁世凯 “洪宪” 年间制作，据说当时瓷工因对袁世凯称帝不满，利用胆瓶造型及画面谐音寓意袁世凯 “胆小”，而瓶体化 “碧桃”。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华美，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，具有收藏价值。

曹锟的 “延庆楼制” 款瓷器品种不多，传世，却收藏价值。例如粉彩富贵图双龙耳瓶，高 30 厘米，瓶口饰有金边，制作精细，釉质洁白无瑕，画面艳丽华贵。瓶两侧的双龙耳造型早出现在隋代的陶器中，饰双龙耳的器物总以朴拙浑厚为美，此瓶虽瓶身纤巧与大龙耳略显突兀，但整体制作精细。2005 年 6 月 20 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，该瓶成交价达 41.8 万元。

民国瓷器不再以改进胎、釉、彩等原料为目标，甚至也不再以工艺、技术改进为目标，而是专以绘画水准竞高下，形成了夸耀瓷绘技艺而不是制瓷工艺的趋势。这一时期瓷器装饰上仍以青花、粉彩、五彩为主流，器物形制上基本沿袭了晚清的风格，但造型上比晚清瓷器要纯朴平直些。装饰题材广泛，款识也是历朝都有，尤以清代乾隆为多见。总体上来讲，民国时期的民间仿官窑器其面貌不及原御窑仿前朝的精良，但民国初出现的 “古月轩” 瓷器，则是以仿清康雍乾瓷胎画珐琅的面目出现的。

郭葆昌的私款如 “觯斋”“觯斋主人”“郭世五”“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” 等，其款识风格多样，有的简洁大方，有的则带有一定的个人印记和文化内涵。“觯斋” 二字的款识可能会采用篆书或楷书，篆书款识的线条婉转流畅，富有古朴的气息；楷书款识则更加规整清晰，体现了郭葆昌对瓷器的个人品味和艺术追求。

而现代仿品的款识往往在书写风格、字体结构、笔画粗细等方面存在破绽。有的仿品款识字迹模糊、笔画软弱无力，缺乏真品款识的神韵；有的则在字体的模仿上过于刻板，没有真品的自然流畅之感。此外，仿品的款识颜色和质地也可能与真品存在差异，真品的款识颜色通常深入胎骨，与釉面融合自然，而仿品的款识可能会浮于表面，颜色过于鲜艳或暗淡，容易被识别出来。